和丈夫回到斯洛伐克，看到了这个东欧国家的日常 | 世界药丸
文｜莫舟
18:24。飞机开始下降。遮光板悉数被打开的瞬间，我才发现窗外艳阳高照。在夏天，欧洲的日照时间长得令人不忍荒废。
走出机场时，我使劲地裹紧身上的长袖线衣。阳光明灿灿的，看似热烈，却没有多少温度。风吹过，似深圳的冬天。身体的适应能力真是神奇，在深圳，20度以下时天气预报会发出低温预警，我也像被设了程序般地搬出冬衣来。可是此时，我不过打了几个寒颤。
抽烟时，安看着紧抱着双臂的我发笑，说：“你现在明白为何我在深圳总是满头大汗了吧？”
摄氏20度，我的冬天，他的夏天。
我们说话时看到了安的弟弟杨推着他残疾的儿子走过来。他的车就停在机场出口的路边上。我纳闷他为何可以直接把车停在那里，安解释说是因为他的车上有残疾人。
拥抱，行贴面礼，上车。
汽车快速驶出机场，进入空旷的维也纳郊野。西移的阳光和煦，天蓝欲滴。两边有收割完的麦田，金黄色的根还留着，铺得整片地都是金黄色的，零零散散地堆着扎好的稻草堆。间或是低垂了头的向日葵，绿色的叶子中偷偷露出了一圈嫩黄色的脸。偶尔对面有车经过，两车交汇时只听到嗖的一声，对面的车就成了一道光影。
我们在布拉迪斯拉发市郊上了高速，我终于打起盹来。醒来时，车正好驶入婆婆家所在的山谷。刚下了一场雨，周围安静得能听见水滴落下的声音。
听到汽车声后，公公婆婆出来迎接。一个多月前过来的女儿穿着吊带背心和小短裤激动地跑了出来，热烈地抱住我。随后，她像个小主人一样招呼我进屋，换鞋，喝茶。
他的国，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
安喜欢喝星巴克的热巧克力。习惯使然，当我们开车经过古镇特纳瓦的一家加油站时，看到了星巴克的logo，安好奇地停车想去买一杯热巧克力。进去转了一圈就是找不到星巴克，最后问了加油站的工作人员，才知道原来那只是一台星巴克的自动售货机。
虽然这里曾经是社会主义，可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和西方富裕社会差异不大，人力成本也相当高。一般来说，日常必需品的价格相当低，但是需要人提供服务的事情，费用就不低。
在斯洛伐克，很多人早上6点开始上班，下午两点下班。这样的安排在夏天实在非常明智：下了班，换了衣服，去户外骑车或远足，到太阳下山还足足有大半天。
相比之下，还是中国人勤劳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教学楼的电梯里总是坐着一个中年妇女，负责按电梯楼层。犀利的文化人类学的老师眯着小眼睛，一脸坏笑地说：“你们看看电梯里的妇女，她们可能是某个教授的妻子或者亲戚，没看到大家有什么事干，她们的工资是从教授们的工资里省出来的。”
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斯洛伐克的，我想他们宁可在家坐着，也不愿去坐着按电梯。于是乎，一边失业率高企（前些年经济差的时候达到20%以上，今年的官方数字是15%不到），另一边是越来越多的自助设备。就连超市收银员也越来越多地被自助收银设备所代替。
在斯洛伐克的大大小小的路上都有非常清晰的标识，哪条是主路哪条是辅路，哪里要停车哪里要让行。在交叉路口，写着“Stop”的地方，司机得无条件地停车，即使四周无车无人也无摄像头。
街头巷尾也到处是斯柯达。斯柯达汽车是原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柱国有企业、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。作为他们最大的国有品牌，斯柯达自然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最买得起的、也最容易买到的汽车。
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汽车，当年斯柯达没少被西欧社会嘲笑，几乎集落后、简陋、功能差于一身。可是那时候的人们选择少得可怜，据说公公一辈子只买过一辆车，乌克兰产的，空调肯定是没有的，最高时速只能达到80公里。不过那时没有高速，路上所允许的最高时速也就是80公里，所以车子开不了更快倒也不是个问题。
我想起，真正教会我开车的是安。
“首先，你在路上的任何行为都不能影响别人，我们的自由以不影响他人为前提，”他说，“比如，你想变换车道，那么你得首先判断当你移到另一条车道上时，后面的车是否需要为了不撞上你而减速？如果要，那你就不得换车道。同理，占着超车道慢慢开的行为是错误的，因为超车道用于快速行驶，如果你不想开快，你就移到慢速车道去。”
这是我听过的对自由的最简洁的解释，带着理科生的不加修饰。这不仅教会了我如何安全行车，也教会了我在公共场合如何表现。我想这也是西方国家普通民众对自由的理解：不干涉他人的自由。
十平米厨房，婆婆放满了一年的食物
常年旅居国外的安，思念起故国时，最念念不忘的恐怕就是他妈妈的厨房。
斯洛伐克的厨房里，总藏着一个隔间，用于收纳无需冷藏或冷冻的食材、厨房工具及其他日用品等。比如我婆婆的厨房，不过十来平的大小，储物间倒有四平左右。储物间里有两排四层的架子，呈L型排列，上面放着粗细程度不同的面粉、形状不同的意面、花样各异的饼干等等。
婆婆的储物间始终是满的，里面的食物大概可以供她和公公两人吃上一年，可是她就有这样的习惯：一旦储物间里出现空隙，他俩就要跑超市大采购一趟，把空隙填满为止。
转念再想，她大概只有在我们回来时才把储物间填得如此之满，所以每天道早安之后她就问“早饭想吃什么呢？”刚吃完早饭，她马上接着：“要不要喝咖啡、再来点甜点？”没过多久，她开始张罗午餐：沙拉、汤、主菜一样不少。
婆婆最乐意的事恰好也是钻进厨房做出一道又一道儿子爱吃，却又在中国吃不到的美味。比如，他们最引以为豪的一道菜叫Halushky，简单说来就是羊奶芝士烩土豆疙瘩，并在最上面浇上咸肉炸的猪油渣。写下这些，我已经腻得要反胃，因为这里的羊奶芝士非常重、土豆疙瘩也很重，更别提猪油渣。我最多能够礼节性地扒拉几口就吃不动了。这对于安来说，是家乡的味道。
据说羊奶芝士是斯洛伐克特产，出口到欧盟其他国家。街头也到处可见卖羊奶芝士的小铺，芝士的形状各异，有的切得像中国的豆腐干，烟熏过的，一口咬去口感也像豆腐干；有的编成小辫子，小孩子喜欢拿一条在手上，边扯边吃。
可是，在婆婆家做客，我们的肚子完全掌握在她手里。没有什么比看到我们大口吃她做的菜能令她高兴的了，所以街头小吃我是不敢随便吃的。在街上吃了，回到家里，肚子则要再被撑一次，实在不利于控制体重。
偶尔，作为中国媳妇，我的厨艺也会被重视——婆婆会邀请我进她的厨房客串一次，比如有一次，她表示她煎的三文鱼没人爱吃，要我煎一次。进婆婆的主场，那是压力山大，我只得求助于“下厨房”，选择最不会出错的食谱，以求安全过关。
好在婆婆的厨房里工具齐全——据她自己统计，她有约一千九百九十二件工具，大部分都层层叠叠地存在储物间里。她的佐料也很齐全，两大盒子抽出来，任我选择。
在我煎三文鱼的时候，心里求着他们都离开厨房，留我一个人在。偏偏，她要同时煮汤和土豆。煤气灶上的四个炉子，她占了两个，我躲在角落里小心翼翼地用最边上的。
说来婆婆的不粘锅和锅铲的确好用，三文鱼竟然完美出锅。安和莱雅父女俩做了我的忠实粉丝，四大块三文鱼吃得一点都不剩，莱雅甚至还舔了舔盘子。
我在客场得了一分。
“若我也活得八十岁，
我可还得缠着你三十多年”
公公在八年前得了肠癌，发现得早，早早做了手术，他自己一直不知道——或者假装不知道。今年他八十岁了，依然喜欢大口吃肉大口喝酒。他尤其喜欢和儿孙们喝上几杯，我们去看他们时，他每次也总邀请我喝。一起外出时，安往往要开车，所以他就指定我替安喝了。
五年前的冬天，婆婆在下雪天里滑了一跤，摔断了手臂和脚踝。他病榻前伺候着。期间正遇到圣诞节，我们回去和他们同住，他除了偶尔让安帮忙把婆婆抱到洗手间里去之外，从不要我们的帮助，甚至圣诞大餐，也是他自己代劳做的。食物出锅前，他先盛上一勺送到婆婆嘴里给她尝，她说好了他才关火。他的手颤巍巍的，拿勺子的右手和在下面托着的左手都是。
后来婆婆痊愈了，但是脚踝常常浮肿，医生建议每天做短距离的步行。于是，天气好的时候，他俩互相搀扶着走去市中心。走累了，就在一个咖啡吧坐下来，她点一杯水果茶，他点一杯啤酒。喝完后，又搀扶着慢慢走回来。
婆婆走过苹果树下，正好被一个烂苹果砸中
他们的日历上写得满满的，有每天吃药的提醒，有子孙们生日和名字日的提醒，有借书还书日的提醒，有去超市的巴士的时间，有子孙们回来的日期等等。他们盼望孩子们回去，但是从来不要求。甚至就连圣诞节，我们能回去和他们一起过，他们自然很开心，但从未硬要求过。有一个儿子和他们同城，圣诞节也是各过各的，节后找个下午去拜访他们罢了。
八十岁生日，公公也是里里外外地亲自张罗。给他敬献礼物、祝福生日快乐时，婆婆在一边泪眼婆娑。他搂住她的肩膀安慰她，用手指刮她的鼻子逗她笑。他俩都已白发如雪，身材早已变了形，他们的手都有些不由自主地颤抖。
午后时，他俩坐在院子里的秋千上慢悠悠地荡着，看着孩子们在打闹。傍晚时，他们在微风里就着民歌轻轻地跳舞。
我是一个极其吝啬眼泪的人，可是那天看着婆婆落泪，不禁也泪水满眶。安走到我面前来跟我开玩笑说：“若我也活得八十岁，我可还得缠着你三十多年”。
拜访安的教母
我们去看望了安的教母，一个七十多岁的独居老人。虽说安是虔诚的唯科学论者，他的父母也非虔诚的天主教徒，但是几十年前，他们还是走了天主教的过场，所以小宝宝安受过浸礼。
在他们说话时，我继续观察她的客厅。电视柜的一侧陈列着不同款式的玻璃杯。这是很多斯洛伐克人家都有的，婆婆的玻璃柜里也摆满了玻璃杯，茶杯、红酒杯、烈酒杯、威士忌杯、白兰地杯等等。电视柜的另一侧则是各种烛台和手工艺品，其中有铜象，大概是她的孩子们去泰国旅游时带给她的礼物。柜子的最上层和最下层是书，其中一本是莫泊桑的——我能看明白的只有莫泊桑的名字。电视周围放了她的孩子们和孩子的孩子们的照片。
教母奶奶住在南方的一个小村庄的一栋灰色的两层公寓楼的二楼。在这栋楼外，我居然看到了美的空调！
厨房的装饰
她住的套间非常袖珍，门厅狭窄，进门的左手边是卫生间，据用过她的卫生间的女儿反应，那里小得让人无法在里面穿好裤子出来。卫生间旁是洗漱间——对，在他们的房间里，马桶和淋浴是分开的。再往里是方方正正的厨房，墙上贴着日历，挂着干花、瓷杯等装饰。右手边是客厅，也是方方正正的，正好放下沙发、茶几和电视柜。我们的到来，把客厅装得满满当当的，似乎连转身的地方都没了。
教母奶奶脸圆圆的，眼睛也圆圆的，身子也圆圆的，她颤颤巍巍地欢迎招呼我们，热情地问莱雅的情况，甚至问了我弟弟的名字，一时间我和莱雅都有点蒙，莱雅用中文说了她舅舅的名字，也不知道老人家听到了没。
她的先生于几年前去世了，她卖掉了之前的房子，搬到这间小公寓来住。老人虽然有些行动不便，但是自己和家里都收拾得干净。子女大概也只能节假日回来陪个一天，所以大把的日子要独自面对。
我喜欢她的卧室。比起闷热的客厅，卧室连着阳台，外面是果园子。卧室的床很大，床单虽是旧色，但是看上去非常松软，手感很好的样子。大床边的角落里放着一张小床，可能是供孙子孙女来偶尔过夜用的。房间里铺着地毯，吸得一尘不染。
一个人住，这个样子大概也不错。
兄弟情谊，安说很幸运有这样的弟弟
杨是安的弟弟，他俩只差一岁多，从小到现在关系一直很好。
安长期旅居国外，照顾父母的任务只能由离他们更近的杨当先，虽然老人独立居住，大多数时候不需要别人帮助，杨偶尔需要带他们去医院，帮他们买鸡蛋之类的。老人对两个儿子的爱自然是不偏不倚的，但是他们更心疼杨，毕竟他被拴在了小镇。所以，他们每周末都去看伊万，陪他玩桌面游戏，让杨和米尔卡有时间过周末。母亲想把乡下的一处房产留给杨，找安商量时，安说：“那是你的房产，你有所有的权利去决定留给谁。再说了，我有自己的房子。”
杨的独子伊万是残疾人。他的手脚无法平衡，他的智力发展也低于常人，脑子无法指挥身体的部件进行正常的活动。所以，当他的同龄人在草地上奔跑时，他只能坐在轮椅上看；当他的同龄人在运动场上驰骋时，他只能坐在轮椅上看；当他的同龄人在人生的台阶上前进时，他依然坐在轮椅上。
与此同时，他的下半身因为长期不用而萎缩。随着年龄的增大，他对抗命运的机率在减小。当然，我们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说，伊万太懒，父母如果逼得紧一些，让他在小时候多进行康复训练，他是有站立、依靠拐杖独立行走的可能的。毕竟，也有得了类似病症的人做到了。我在他所就读的残疾学校里看到了有各种各样身体缺陷的孩子，在他班上有一个孩子，没法用手做精细动作，他学会了用嘴叼着笔画画，那孩子瘦小得令人怜爱，作画时却专注、表情坚毅，速度极快。
所幸斯洛伐克社会对残疾人的照顾比较完善，除了经济上的补贴，伊万得以完成基础教育，现在他就读于一所专门为残疾人设置的职业学校，学会计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他能当会计。他的父亲杨计划让他挂名于自己的工作室，这样因为聘用残疾人而获得的补贴，也可以流入自家田。
杨帮助安打理在国内的资产，所有的账户由他经手。偶尔他需要周转，安毫不迟疑地让他先用自己账户里的钱，因为他知道弟弟必然会在方便的时候补上。
从经济上讲，安比需要照顾残疾儿子的杨宽裕不少，可是无论父母还是杨，从来不会认为哥哥天经地义地要在经济上帮助他。这和中国的很多情况不同。
我很羡慕他们的兄弟情谊。安也常常说起自己很幸运，有这样的弟弟。
别离，莱雅牵挂起爷爷奶奶
有几天貌似斯洛伐克的盛夏，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。斯洛伐克的房子里普遍没有空调，所以那几天的晚上我们得开着窗睡，开着窗就不能拉上遮光窗帘。
不拉上遮光窗帘的后果是每天早晨五点不到就被日光叫醒。睁开眼，扑面而来的是纯净的蓝色和金灿灿的朝阳，好似周末早晨早早地跑到父母床前做鬼脸的小孩，恼人却又天真得令人不忍心责备。
早饭后，搬一张躺椅去院子里，放在阳光下，我躺下看书发呆。女儿也已经起床，穿着雨靴，在院子里捡前一晚落下的苹果。在我和安去斯洛伐克前，女儿莱雅已经在那里和爷爷奶奶呆了五周了。她跟着爷爷奶奶去超市购物、去市中心逛街、去乡下打理花园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待我们到时，她俨然把自己当成一个小主人，跟我讲奶奶家的规矩和她每日的安排。婆婆和我说话时，她站在我们中间，手舞足蹈，做起了小翻译。
她学起了当地孩子的样子，走在路上见到周围的大人就说“dobry den”（日安），不管认不认识。需要帮助时，她喊见到的所有成年女性teta（阿姨），不管她们是二十出头的还是白发苍苍的。她学当地女孩的样子，穿上比基尼，在院子里铺上野餐垫，躺着晒日光浴。后来我们回国时，对面一个跟她一起晒过太阳的少女姐姐还给她写了常常的告别卡。
她和住在对面的一个同龄的小女孩儿做了朋友，并在下午她们约好的玩耍时间带我过去介绍我和小女孩认识。
莱雅要请我去她去过的一家咖啡馆喝下午茶，她说那里有她喝过的最美味的水果茶。于是一个阴凉的下午，我和她散步去市中心的这家咖啡馆。
坐定后，我一副认她宰割的样子，她给我点什么我就喝什么吧。菜单上没有英文，一般咖啡馆的年轻服务员会说日常的英语，但是我决定把跟服务员交流的任务交给莱雅。
服务员走过来，问好之后，莱雅开始用斯洛伐克语点单。凭当时的语境和我能听懂的几个词，我猜出她为我点了她所推荐的水果茶，给她自己点了绿茶。过了一会儿，绿茶上来了，她优雅地先喝上了。可是等了好一会儿，我的水果茶还没上来，她跑过去问时才发现服务员并没完全听懂她说的，以为她只要绿茶。
在她两岁多时，我们将她送去婆婆从前工作的幼儿园插班两个月。班上的老师是三十多年前安的幼儿园老师。她都记得，她一点也没变，从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孩，到年过半百，她一直在那儿，虽然国家的名字都换了一个，社会制度也更替了。
莱雅那时第一次上幼儿园，只上半天。每天中午去接她时，会看到换好睡衣准备午睡的其他孩子们，他们挺着鼓鼓的小肚子，站在门口，一脸惊奇，有的小孩会主动打招呼。莱雅在那里的两个月对她开始幼儿园的生活非常有益，回国后再送去幼儿园，她没怎么哭闹过。
这是所公立幼儿园，所以是免费的，但是每个月的伙食费要交，12欧元。
这所幼儿园也还是在原址，楼还是原来的楼，只是翻新过了。
今年她七岁了。在我们离开的那天，女儿很惆怅，不愿意跟爷爷奶奶拥抱告别。刚到机场，她就感叹：“我好想知道爷爷奶奶在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过得好不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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